李錄：從外國投資人角度看中國經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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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文明的基礎是光合作用，它把太陽能轉化成農作物和可畜養動物，而動植物都依賴土地。這就意味著土地的大小決定了農業產出和所能負擔的人口數量。
• 某個社會一旦擁有更多的土地，就會產生更多的人口，當人口多到一定程度，超過土地大小所能承載的極限，就會陷入馬爾薩斯陷阱。戰爭、瘟疫、飢荒紛至沓來，人口急劇減少，又開始新一輪的循環。
• 秦國首次打破了這種血緣關系，規定財產可以傳代，但政治權力不可以傳代。政治權力的分配僅以一代之內的功績和能力為依據。
• 中國是最早發明政治賢能制（PoliticalMeritocracy）的國家，從而得以釋放出集體的巨大潛力。這一直也是中華文明的標識。
• 歐洲和美洲之間的距離約為3000英里，中國和美洲之間的距離約為6000英里。再考慮到洋流的因素，中國和美洲之間的距離實際上遠大於6000英里。
• 歐洲繼承了一塊巨大的、肥沃的土地，幾乎可以支持無限多的人口，由此得以在跨大西洋領域內形成了持續數百年的自由貿易與經濟繁榮。
• 新一輪的持續經濟增長同時引爆了社會思想和自然科學兩個領域的劇變，最終導致了啟蒙運動和偉大的科學革命。
• 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文明能夠釋放出持續的、復利式的經濟增長的動力，將農業時代的短缺經濟轉變為富足經濟。這種區別是劃時代的。
• 這種新制度是經濟賢能制（Economic Meritocracy）的結果。在歐洲，人們忽然發現，無論你是誰，出身如何，你在經濟層面上有了自由上升的通道，可以通過努力飛黃騰達。
• 鄧小平曾告訴李慎之，據他觀察，二戰後凡是與美國好的國家都富了，凡是與蘇聯好的國家都變得非常貧窮。
• 中國近40年的經濟超高速增長。這40年的復合增長率平均約為9.4%。按實際價值計算，中國40年來國內生產總值翻了37倍。
• 國際上最流行的一種觀念認為政治民主是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但中國的成功恰恰是一個反例。政治民主並不是現代化的先決條件。
• “三合一市場機制”，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密切合作。中央政府制定戰略，提供資源支持，調節經濟周期——這一點和美國聯邦政府相似。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更像是企業行為，這些「公司式地方政府」為真正的商業公司提供總部式服務。
• 這種模式在創造了超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催生了嚴重的貪腐、尋租、環境污染惡化、不同地區之間的惡性競爭、不可持續的貧富分化，和高度依賴債務的經濟，因為債務是中央政府用來緩和經濟周期起伏的主要方式之一。這些是三合一市場機制的缺點。
• 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和最大的工業國時，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沒有達到9%的增速來適應這麼多的產出。此外，全球化的結果之一是，那些原本發達的工業大國正在失去其工業上的優勢基礎。而全球化為發達國家帶來的好處又集中地過度分配給了科技與金融領域中的精英們，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於是反全球化運動和各種民粹主義政治運動開始聚集力量。
• 同時推行兩個並行的政策目標。一個目標是通過全面從嚴治黨來加強對整個國家社會的掌控；另一個目標是同時為中國繼續創造中高速（相對於超高速）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 2018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6.2%，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32.4%，貨物和服務淨出口貢獻率為-8.6%。中美貿易衝突固然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損害和諸多負面影響，但是已不足以阻止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 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在工業化早期，農村的剩余勞動人口不斷被吸引到城市工業中，但是隨著工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之後，農村剩余勞動人口從過剩變到短缺——這個拐點就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 過了劉易斯拐點之後，進入到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這時候企業需要通過提高對生產設備的投資以提高產出，同時迎合滿足雇員的需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環境和生產設備等等。
• 當黃金狀態持續一段時間，工資增長到一定水平後，對企業來說，在海外其他新興經濟中生產會變得更有吸引力。此時企業開始慢慢將投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些發展中國家開始進入自己的工業化過程。如果這種情況在本國大規模發生，本國投資就會減少，本國的勞工，尤其是那些低技能勞工的工資水平會停止上升甚至下降。這一階段，經濟仍然在發展，但是經濟發展的成果對社會中的各個階層已經不再均衡。勞工需要靠自己生存。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工作，比如科學技術、金融、國際市場類的工作回報會很高，資本的海外回報也會很高。但是社會的總體工資水平會停滯不前，國內投資機會大大減少。美籍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Koo）先生稱這一階段為後劉易斯拐點的被追趕階段。
• 大體上中國應該是在過去幾年中已經越過了劉易斯拐點，開始進入到成熟的經濟發展狀態。中國近些年的工資水平、消費水平、投資水平都開始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
• 中國仍然處於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對西方發達國家仍然有成本優勢，而後面的其他新興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等）還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競爭優勢。今後若干年，中國的工資水平、儲蓄水平、投資水平和消費水平還會呈現相互追趕的、螺旋上升的狀態，處在一個互相促進的正向循環中，投資機會仍然非常豐富、優異。如果政府能在這一階段中運用更多的宏觀貨幣政策，支持私營企業，對於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將會大有益處。
• 現代文明的基礎是現代科技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結合，與政治組織方式關系不大。而技術密度卻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
• 中國去年畢業了750萬大學生，其中470萬是STEM專業。對比之下，美國大學STEM專業的畢業生人數，在大約50萬左右，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2年後，中國預計總共會有近2億大學生，已經接近整個美國的工作人口。中國即將享受到巨大的工程師紅利。
• 中國政府計劃在未來20年內將以每年1%的速度開展城市化進程，這意味著在未來20年內，大約有3億人成為新的消費者。這正是參與城市化進程的全部意義所在——成為消費者。
• 傳統上，中國社會融資主要來自銀行債務，比例有時可高達80-90%。股票市場及股權融資占整體融資比例很低。但無論是債務還是股票，它們的來源都是一樣的，它們不是從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來的，而是直接來自於本國儲戶。
• 如果中國資本市場改革能夠將這種欲求轉化成有效的投資，通過對教育、技術的持續投資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個人財富增長、消費升級、投資增加的持續正向循環，就能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
• 執政黨和政府對於社會的管控更加嚴格，但是社會治理的根本目標並未發生變化，就是要在未來幾十年裡繼續為中國創造一個可持續的中高速經濟增長。盡管和美國的貿易衝突加大了國際經濟的不確定性，但是今天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依賴出口的國家，而正在迅速成長為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進口大國。中國和美國出於對各自自身利益的考慮，極有可能會在貿易和經濟的一系列問題上形成妥協。今天的中國已經通過了劉易斯拐點，進入到了經濟發展成熟的黃金期，工資水平、消費水平、儲蓄和投資水平，都進入了互相追趕式的螺旋增長，為創造中產階級消費社會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的文化和國策使它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到高度發達國家的行列，這其中有各種因素的作用。這些因素包括在科研上持續的高投入，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人口數量，尤其是工程師群體的迅速擴大，日益推進的城市化進程，居民的高儲蓄和高投資，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巨大的國內市場等等。我們也看到和中國具有同樣儒教傳統的其他一些東亞國家，都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又持續了很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最終成為了高收入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