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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是戰國後期的韓國人，而且他是韓國宗室，與韓國國君算是遠房親戚。韓非有些口吃，不大擅長講話，但文章寫得條理清楚、分析深刻。
- 李斯是韓非的同學，他們曾一同跟隨儒學大師荀子學習。
- 韓非的思想具體體現在他的文章中，這些文章被後人彙編為《韓非子》一書。全書最大的特點是從統一中國這一總目標出發，提出了一套理論和原則。
- 民眾飽受戰爭苦難，希望有個穩定的生活環境。如果七國能夠合併為一個國家，就不會有那麼多仗可打了。所以，普通民眾非常希望統一的到來。另一方面，從社會生產來看，七國各有特產，齊國出產鹽和鐵，楚國出產木材，秦國有毛皮和革製品，分裂的局面就意味著各種稅收和門檻，非常不利於物資的快速流通，所以人們也希望出現一個統一社會。而且，當時還有一個嚴峻的局面，就是黃河不定期氾濫。當時的黃河水系，幾乎流經除燕國以外的其他六國。但各國都不想把黃河治理好，如果發生洪水就以鄰為壑，把水引到別國去，受罪的還是普通民眾。你看，戰國末期實現統一已經是勢在必行了。
- 要想統一全國，秦王必須要整合全國的力量，鉚足勁一致對外。一百多年前，在商鞅的操盤下，秦國實施了變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就是獎勵軍功，取消貴族的世襲制度，國家不願再浪費資源養著一幫“寄生蟲”，只有那些有才幹的人才可以做官，有軍功的人才可以封爵。
- 韓非吸收前人經驗、綜合各派主張，專門為君主定制了高效統治“三件套”。這組“三件套”分別是：“法”“術”“勢”。 “法”用來解決君主和普通民眾的關係，“術”用來處理君主和臣僚的關係，最後的“勢”，是“法”和“術”得以實現的保障。
- 韓非所說的“法”，其實是把國君意志制度化。追求賞罰分明只是手段，目的是幫助國君更好地支配所有人。
- 韓非繼承了荀子的觀點，認為“人性本惡”，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所以韓非公開主張，君主對民眾不能道德感化，而要通過“法”來把賞罰規矩立好，清晰地告訴民眾：努力種地打仗就能獲得官爵田產，如果作姦犯科，就要坐牢受刑。這樣才能聚集民眾的力量，提高生產水平和作戰水平。
- 儒家的“禮法”這時就變成了法家的“刑法”，同樣都是要維護統治集團利益，但手段從“禮儀道德”變成了“嚴刑峻法”。
- 法是公開的，通過向民眾公佈遊戲規則，來調動大家種地、打仗的積極性。而術是不能暴露的，為了避免大臣互相勾結對抗國君，國君不僅要小心提防每一位大臣，同時要施展權術，適當挑起大臣之間的矛盾，把他們掌控在國君個人手裡。
- 韓非的第三樣法寶：“勢”。什麼是“勢”呢？勢就是國君威嚴的身份。有這樣一個比方：君主和權勢的關係就像飛龍和雲霧，飛龍有了雲霧的托舉才能飛得高，如果雲霧散去，飛龍就會掉在地上變成蚯蚓。
- “法”“術”“勢”這三樣東西都不是韓非首先提出來的。 “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後來商鞅在秦國進行了實踐，韓非把它藉鑑了。 “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道家，後來申不害在韓國大力推行，韓非也藉鑑了。還有“勢”，可以追溯到儒家和道家，趙國人慎到最早把它提出來，韓非也把它給借鑒了。
- 春秋戰國時期並沒有一個組織、學派叫“法家”，這個名稱最早出自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之手。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這篇文章中，把韓非、管仲等理念相似的人歸類為一派， 並命名“法家”。也就是說，“法家”這個概念是後世的人總結出來的。
- 法家學派都喜歡變革，其實變革只是手段。被歸類為法家的學者、政治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就是站在最高統治者的角度思考問題。
- 為了更有效地動員全國各地的資源，中央還要加強對地方的控制，這就是“中央集權”，為了保證國君的指令能暢通無阻，那就要樹立國君權威，違令者斬，這就是“君主專制”。
- 漢代的儒學幾乎雜糅了各個學派中有利於統治的觀點，儒學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人就把這個時候的儒學稱作“儒教”，以區別先秦孔孟儒學。
- “外儒內法”。人們一般是這樣解釋：儒家注意道德禮儀，聽起來很體面；而法家常常功利嚴苛，雖然有利於統治，但見不得人，所以後來的統治者就用溫情脈脈的儒學包裹著法家思想來統治民眾。既達到了統治目的，同時面子上也能過得去。
- “外儒內法”還有這樣一種解釋：“內法”是目標，君主的利益是一切統治行為的出發點；“外儒”是實現的手段，目的是為了實現“內法”。當然“外儒”的“儒”，並不是孔孟儒學，而是在漢代被改造過的“儒教”。
- 法家學者特別擅長寫這類寓言故事。這是因為他們是變革者，而推動變革首先得轉變思想，這往往是最困難的事情。那什麼能撬動人的思想呢？講道理別人會煩，擺事實別人也許記不住，而講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故事，引發一波又一波的聯想，或許是個不錯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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